杨东平：需要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 时间：2009-03-16 16:08
大学变得越来越浮躁，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来自市场和商业的力量，教育产业化和功利主义造成的影响；一是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侵蚀着学术本位、学术自由的价值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必须更大程度地对内对外开放，改变政府包揽的局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择校制度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合法化，从而在“文化资本”之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差距。择校收费是一个非常坏的制度，公然地挑战教育公平
“重点学校制度”是明确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在大城市，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实行教师流动、校长流动。有些地方已经做到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中国的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主要表现在：危机感与危机感的强烈程度，这将决定教育改革的动力，现在教育改革的动力不足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不去触动、解决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许多表面的“乱象”就往往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教育改革、教育公平等问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杨东平指出，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矫正教育产业化的弊端。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新路，但是既往的惯性仍然很大。像重点学校制度、择校费制度，要真正改变还有一个过程。为此，他特别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教育改革提出更清晰的目标，下更大的决心完成转变，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新教育价值观。
“教育GDP”以数字为本，不是以学生、以教学为本
记者：对比今昔，有人认为现在的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精神。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杨东平：对比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发生异变。大学变得越来越浮躁，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安心求学的状况很不相同。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来自市场和商业的力量，教育产业化和功利主义造成的影响；一是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侵蚀着学术本位、学术自由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对大学精神和文化造成伤害。 记者：你看来也很怀念那段时光。
杨东平：这个毫无疑问。
记者：大学的“产业化”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吗？
杨东平：在这一轮高校大规模扩招的过程中，对数量与规模的追求，压倒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追求，教育界把数量、规模、速度、升学率等称之为“教育GDP”，与经济领域片面追求GDP的情况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是以数字为本，而不是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本。评价学校的标准也是数字指标：学科点、科研经费、论文数，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教育规律。
80年代的时候，教师的功能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教学。现在不一样，现在教学被放在比较边缘的位置，评价教师的主要指标是科研和论文。
扩招之后，教育质量学术风气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记者：有人认为过去的教改是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制造了更多的不公平。是这样的吗？
杨东平：90年代以来的教育扩招，并没有把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当时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兼顾”其实就是可以不顾。2005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样新的社会发展观的提出，教育公平才逐渐成为重要的教育价值和指导方针，开始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城市的免费义务教育，等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的发展观是不太科学的，就是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只讲效率不讲公平。
记者：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教育投入不足，所以高校只能靠扩招来得到必需的收入，来维持学校的运转。
杨东平：高校扩招并没有解决投入问题的动机。恰恰相反，扩招的主体是省属高校、地方高校，占到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80%以上，中央直属高校只占18%左右。省属高校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出，而省级财政没有能力支撑扩招后的教育规模，致使高校教育经费被极大地摊薄了，许多省属高校的生均经费降到了1998年的1/3左右。原来培养经费八千多元，现在只有两千多元了。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大学生的培养经费低于北京、上海一个小学生的培养经费，质量该如何保证？仅从这一个指标就可以断定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必须更大程度地对内对外开放，改变政府包揽的局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记者：现在学费不是很高吗？这些学费难道不可以支撑学校的发展？
杨东平：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除了政府投入之外，很大程度是靠收取学费和向银行贷款。现在，高校负债全国有4000亿～4500亿元左右。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健康的，而且有很大的风险。
记者：这是无法延续的模式？
杨东平：是的。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紧急叫停了高校的这种发展模式。限制扩招，规定每年的增幅最多5%。而2004年还是15%。“十一五”规划已经把“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确定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扭转片面追求增长的不科学的发展。但是需要一个过程，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学术风气的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欠账很多，包括教育负债都需要慢慢来消化。
中国特有的择校制度，“公然地挑战教育公平”
记者：有数字显示，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在下降？
杨东平：这个说法并不是特别准确。从全国统计来看，总体上农村学生的比例是在增加的。据教育部的数据，这一比例1989年为43.4%，2003年达到与城市生源持平，到2005年增加为53%。因而，这是一种隐性的教育不公——表面上比例在增加；然而，农村学生享受的是不同的教育，他们大量集中在地方院校和“三本”院校，在专科层面。在研究型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明显下降。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里面最好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低于20%。
记者：是学费问题导致的吗？
杨东平：不是。“三本”院校的学费比清华、北大还要高，要八九千块钱，而清华、北大等高校都是五千块钱左右。高校学生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主要是由中学的生源决定的，是中学尤其是重点高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在地方上通常只有重点中学的学生才能考上重点大学。现在重点中学的学生阶层差距十分明显。
那么，为什么重点中学中农村学生比例大幅下降？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所谓的“文化资本”理论。就是家庭条件越优越，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就越好。所以优势家庭的子女本来在学业竞争中就占据优势，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特有的，就是择校制度。中国的重点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存在这样三种学生。一种是靠就近入学或者考试入学的；一种是交钱进来的择校生；还有一种是“条子生”，靠家庭背景进来的。这一制度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合法化，交钱就可以换取教育机会，从而在“文化资本”之外，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差距。择校收费是一个非常坏的制度，公然地挑战教育公平，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制度。
记者：如何去解决？
杨东平：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实行就近入学，高中就是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制度是现成的，在90年代以前不都是这个制度吗？
惯性和利益下的“重点学校制度”，改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记者：就近入学是以地域来划分教育资源，而优质教育资源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这公平吗？
杨东平：产生择校的前提，是由于另外一个制度——“重点学校制度”。
重点学校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差距巨大，是明确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因为义务教育是政府举办的面向全体儿童的一视同仁的教育制度，不允许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重点学校制度是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当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建立重点学校是为了集中力量培养一小批尖子生，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培养人才。
1986年，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法》之后，教育部多次宣布取消重点学校制度，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小学和初中不允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实际上，各地仍然存在大量变相的重点学校，叫示范学校、明星学校、名牌学校，等等。正是这个制度使学校之间差距巨大，从而迫使家长不得不择校。
因此，取消择校的前提就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消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教育部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这一方针，可惜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仍然是在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择校收费成为扩大学校差距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教育局对学校的生均拨款数额是一样的，不论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问题在于重点学校有数额巨大的择校费，所以教师待遇高，校舍条件豪华。
在大城市，总体而言学校在硬件方面的差距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在师资。因而，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实行教师流动、校长流动。
记者：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杨东平：有些地方已经做到了，比如安徽铜陵，辽宁的盘锦、沈阳，已经大面积地取消择校。所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的障碍，一是传统管理的惯性，重点学校是当地教育部门的品牌与形象，更为根本的，是巨大的利益。机关、大企业等权势部门和重点学校结成既得利益的同盟，巨额的择校收费一般是跟教育主管部门共享的。因此，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那些打个招呼、交一点钱就可以上重点学校的家长，最不愿意取消这一制度，理由却好像是出于公共利益，所谓不能降低教育质量。
“唯书唯上”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就不会有中国创造，只有中国制造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创新型的人才？
杨东平：中国到目前为止，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阶段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应试教育。简单地讲，应试教育就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不考不学。所以许多农村学校不开音乐、美术、体育课。而且它是一种分数至上，考试至上，死读书、读死书的教育。它只要求标准答案而不要求创造性思维。这种教育模式本身就是不鼓励你去探索、质疑、打破框框，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五四以来，所有的教育家、教育改革都是要突破这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模式，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任务。某种程度上这是科举文化的一种遗产，就是“唯书唯上”。
记者：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吗？
杨东平：越来越严重。一开始问题主要是在高中阶段，高中生要面临高考；但是现在渐渐蔓延到了初中、小学，甚至蔓延到了研究生阶段。考研的模式，考政治，完全是靠死记硬背。
记者：有人说，中国抵抗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的长远的措施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如果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就没有中国创造，只有中国制造。
杨东平：这个话很多人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重要性大家都看到了，需要的是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而且需要拨乱反正，需要改变我们的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评价制度。
危机感决定改革动力，今年是一个关键之年
记者：你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差距主要在什么地方？
杨东平：危机感与危机感的强烈程度，将决定教育改革的动力。现在教育改革的动力不足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需要关注很多具体问题，做很多补救性的工作；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不去触动、解决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许多表面的“乱象”就往往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
记者：你说今年是一个关键之年？
杨东平：教育部门正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规划的成果，将决定中国教育未来的命运。
规划纲要正在制订之中，现在还不能确定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怎样的方案。我们希望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制订一个真正能够引领中国教育面向未来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规划。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日期：2009-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