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是核心

时间：2009-08-04 11:18

　

 

    今天在谈教育改革时，特别需要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经验，以教育体制改革为核心。

　　关于对现行教育的批评或者批判，民众可能有比较多的共识。中国的教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摧毁青少年，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等等，问题之多、之严重、之复杂，已令各界忧虑非常。国家启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工作已经进入后期。这个规划完全由教育部主导，不像医改方案有一个民众参与和博弈的过程，结果如何尚难估测。但教育改革真正的希望还是在民间，靠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生长，靠教育理念的逐渐更新，靠基层教育改革的探索，逐渐为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但整体性的改革究竟何时到来，我们仍在艰难呼唤。

　　今天在谈教育改革时，特别需要借鉴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改革的经验。那时启动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并驾齐驱，中央同时颁发了三个体制改革的“决定”，而不是让经济改革一枝独秀。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远见的。那时明确地把体制改革作为核心，突出强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把改革的精力集中在课程、考试上，当然这些需要改，但体制改革更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我们建议以推进体制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改革，这其中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制。所以，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治理结构，改变由政府单方管理教育的格局。这两点包括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决策科学、发展民主化。

　　第二，向地方赋权、向学校赋权，这点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大。1922年“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新学制，有一条方针就是“给地方留有伸缩的余地”。教育是来自基层的，不应该是高度统一化，由中央政府号令天下的。城市和农村面对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用一个规范去约束各地的教育，肯定是不合理的。因地制宜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重要，微观活动应当主要由地方和学校决定，其实也就是温总理非常强调的一点，教育家办学。

　　第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是顽疾，国外政府主要管理义务教育，对高等教育过问甚少。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是从高等教育改革开始的，其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现在的高等教育，主要问题就是官方化、行政化，遏制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理念。同时，高校“千校一面”，追求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实验室，而不是各按其位，在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主要是单一评价模式的后果，高考本科评估备受诟病之处正基于此。

　　第四，构建一个开放、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虽已受到中央重视，但现实中还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局办学。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不同，其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劳动市场，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用教育行政部门办学的模式不大可能成功，必须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被很多人看成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职业教育既重要又薄弱，放松对职业教育的管制包括降低门槛，使其能够从需求入手，因地制宜，灵活发展。

　　最后，是教育教学层面的改革。教育的目的在于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实现，用这样的目标来取代学历主义。当然，这就需要一种具体的制度化操作，主要就是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仍然以“升学率”、“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那么“以人为本”的教改目标将很难实现。在这个层面上，录取制度的改革颇为重要，其是扩大高校选择权的有效途径。是否可以让高校在统一入学考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个性化要求？在评价学生、选拔学生、录取学生上给高校比较大的自主权。

　　当然，这样民众会比较担心教育公正的问题，高校自主权增加会不会同时也增加了高考腐败？对此我的设想是，首先高校自主招生必须有作为“门槛”条件的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测试”，达到这一标准的才能进入自主招生。另外，用改革的方法促进改革，在允许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拿出一套能够保障录取公平的制度性办法。如全程信息公开、组成第三方视察团等等。只有进行了前期改革，主管部门才会赋权。这样是不是可以改变因担心腐败，而无所作为的局面。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作者：杨东平

                                            时间：2009-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