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选拔切忌过度年轻化知识化

时间：2009-07-07 12:39

    一周多来，“最年轻市长”新闻持续发酵，从视察需要专人打伞、坐听老同志站着汇报、抽高价烟，一直到任用程序、涉嫌论文抄袭，清华大学硕士、29岁的湖北宜城市市长周森锋接连陷入舆论泥潭。不过，舆论在质疑周市长本人的同时，却也表达了对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赞扬与期盼。
    这种貌似就事论事的态度并不足以认清质疑 “最年轻市长”的出发点。在干部任用制度尚未大改的当下，周森锋市长之所以备受关注，就因为他年轻得超出了人们的经验，就因为他好命到清华硕士没毕业就当上了副处级的襄樊市建委副主任，或许正是这种潜意识里的“嫉妒”与不公平感，各方才持续不断地追问。
   其实，明白说出自己的嫉妒或不平，并非一件羞耻的事，人们不会去嫉妒结果的不平等，而会嫉恨起点的不公平。不可否认，周市长恰恰是年轻化、知识化的政策标本。作为引进高端人才的“襄樊一号工程”的典型人才，清华硕士周森锋早已被市领导“看好”并“有计划培养”，有领导还明言“不能等到他20年后干出政绩来才提拔”，由此周森锋才能区别于其他干部而火箭式升迁。
年轻化、知识化是干部“四化”标准中的两化，另两化是干部革命化、专业化。后两化类似于“文革”时期的“又红又专”，而加入年轻化、知识化，可看作对过往政策的矫正。年轻化、知识化标准也确有其时代价值，其之所以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因为“文革”后干部队伍青黄不接问题突出，为培养接班人并最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等人才力倡干部年轻化。加之“文革”期间高校停办，教育荒废，知识断层也极其严重，亟需提拔具备高学历、新知识的人补充干部队伍，以保改革开放路线被理解、被贯彻。
可见，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干部任期制早已替代领导职务终身制，各年龄层人才茁壮成长，干部队伍再无严重老化之虞。此外，大学教育的普及，以及在职学历教育的超高速发展，干部已大都具备本科学历。所以，过度强调年轻化、知识化已无现实必要。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今天依然过度强调年轻化、知识化，很可能制造新的不公正。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年龄与政绩存在必然联系，倒是广州市政府新近公布的一组违法违纪数字表明少数地方的“干部年轻化”变成了“贪官年轻化”，周森锋本人在此次舆论漩涡中的表现还被人视为比老年干部还老成。而且，在充分竞争的选举体制下，80岁的人可以和40岁的人同台竞选总统，近八十高龄当选的里根总统还成了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个 “伟大的总统”。只要不到法定退休年龄，都应具备平等的公职竞争机会。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学历与政绩存在正相关效应。公职人员，大专本科已绰绰有余，硕士、博士学历只代表他有学术研究能力，君不见，当今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仅仅是中专学历。
   所以，如果组织部门屡屡召开专门的选拔年轻干部会议，并在选拔中特殊对待，很可能构成对中年干部、老年干部的不公正；如果以知识化为名一味追求高学历，势必让一般学历干部的个人价值和人格尊严遭到贬损。我们反对性别、年龄、学历、出身等一切形式的歧视，目的就在于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在于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只有平等才能形成公平竞争，才能人尽其才，才能使人人心情舒畅。
   “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了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这样宣告。中国宪法同样将平等权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鉴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鉴于反歧视已成世界共识，我们应当果断调整干部选拔政策。当然，如果依然保留“四化”提法，建议在革命化、专业化之外，新增“竞争化”、“公开化”。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郭光东
                                          时间：200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