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世界，我的中国
- 时间：2009-04-28 08:48
单凭富商工匠，不能在学问美术方面胜人一筹，中国能改变世界的面貌吗
早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表述各异）的世纪。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成为热门话题。迄今为止，中国可以与国际对话的， 除了“制造”，还有金钱。如果仅此而已，显然不足以改变数百年来欧洲中心笼罩的局面，将世界引入新的轨道。前贤于此思考极深，陈寅恪留美期间，曾对吴宓详 细阐述：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 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 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界学理，略 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 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业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 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 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 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 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103页）
上述值得反复揣摩的意见，当时不少人乍听觉得匪夷所思，长考之后佩服其远见卓识。到1930年代，所指出的问题在学术领域显露无遗。1931年清华 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之际，陈寅恪全面表达了对于“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看法，认为以求本国学术独立为大学职责所在，考察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 科学领域，中国学人能够将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经不易，只有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因为地域材料关系，有所贡献。西洋 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能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论创获。社会科学领域，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状况，非乞灵于外人的调查统计，几无 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多数教育学者“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即使中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实际上也不能独立，能够对大量发现的中国古 代近代史料进行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整理，还有待努力，而全国大学很少有人胜任讲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至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国人只能望其项背。 国史正统已失，国语国文亦漫无准则。
80年过去，陈寅恪称之为关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的公案，无疑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可是，千变万化更多的是证明其当年预言的先见之明，而 未能根除所指出的症结。自然科学方面，个别领域外，大都不过人有我有，谈不上以全人类为界域的真正创获。以此为准的，懂规矩的人文研究者应该不敢出手。今 日谈及民国学术，津津乐道的话题，多为人文学科的学人及其学术，而当时所抱怨的，却是经费多被自然科学占用，与今日情形极为相似。社会科学方面，多数还在 囫囵吞枣，格义附会，达不到忠实输入的程度，远不及前辈学人对相关领域的认知把握。虽然社会变迁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甚至各种调查统计也渐趋出色，在此基础 上的理论总结却严重滞后。人文学问外国一面并未改观，中国方面则反而更加偏好用外来间架填充本土材料，对内则不免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偏蔽；对 外则成不过证明别人的正确，败适以暴露自己的无知，两头不讨好。就此而论，学界鼓励创新的种种举措和标准，至多只能推动应用，不仅很少原创，更可悲的是不 知原创为何物。
中国或许是欧洲之外，少数能为人类整体的思维行为提供不同选择的文化之一。可是单凭富商工匠，不能在学问美术方面胜人一筹，尤其是提供思维方式和取 径的脱胎换骨，则可以进入国际，甚至走在前列，却无法改变世界的面貌。救国的压力仍在，经世的目标尚远，民族精神的生死，悬于一线，有心人与当道者，应当 认真思考自己的责任。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吾民
日期：2009-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