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使改革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 时间：2009-04-02 08:56
`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共有三次。1982年到1984年是第一次，1989年到1992年是第二次，自2004年起到2008年则是第三次。应该说，在第三次大争论中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争论尤为“热闹”，一点都不亚于平面纸质上的，而且这场伴随着反思的争论之结果是
：使改革向更加健康的、科学的、理性的方向发展。
（一）在互联网上对“改革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过
当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3月6日发表了关于一段“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话后，有的人就急急忙忙下了关于改革的争论将暂告一段落。不过依我看，这个结论下得有点过于武断和过于匆忙，理由呢？有四点：一是对前一阶段争论的性质、内容把握得不准；二是这么一个改革涉及到诸多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决不会因领导人的一句话而宣告结束；三是社会越是开放、越是民主，对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改革的争论就越是需要；四是事实上的有关“争论”从未停止过，请看一下现实，现在的“争论”一点都不亚于前一段时间。
关于“对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要不要改革；二是怎样改革；三是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绝大部分参加改革的争论者都认为，中国必须要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改革二、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参与改革争论、反思的人中，我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是要坚持改革的，至于那些不要改革、坚持走回头路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鉴于这部分人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能量，理论水平亦近乎到能吓人的水平，所以胡锦涛同志对他们作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回应”是很有必要的。胡锦涛同志为什么会有“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样重要的论述呢？我想，这正是互联网上争论、反思的核心问题：怎样改革和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决不能将第三次大争论中对改革的反思形而上学地认为是在否定改革。所以，我很同意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说的这一段话：“批评否定改革时也万万不可把批评这些年的存在问题也一古脑儿说成否定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正要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的人实在是属于“极少数”，他们并不代表“改革反思”中的主流，所以不能将它“人为地放大”，更不能将此帽子扣到所有改革反思者的头上，而这是我们社会很容易犯的一种“社会病”、“左倾病”：往往抓住“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的意见”扩大为“多数人的一种倾向”，将他们作为无限上纲作为大批判的对象。
为什么说“争论仍得进行”呢？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胡锦涛总书记的“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这段话，只是作为“怎样改革”和“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的一个原则和方向而提出，而不是解释现实存在诸多问题的“现成答案”，所以争论和反思不会因此而停止，相反地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人都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和方向作出“自己的解释”。
譬如说，面对大学学费二十余年来疯涨20余倍的现实，教育部就认为是“财政投入不足”引起的，而财政部则立即否定了这种说法，当然学者们则更有自己的观点，这叫不叫“争论”？当然算是“争论”。
最近非常活跃的皇甫平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当今社会存在一个“‘仇富情结’需要理性面对”的问题，而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问题”，中国社会存在的是“仇腐情结”和“仇恶情结”而不是什么“仇富情结”，这叫不叫“争论”？当然算是“争论”。
一个名叫张维迎的“经济精英”最近抛出了一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网络世界居然又重新打起了“争论”的“口水仗”，此场“争论”的是非曲直有待日后评价，但有一点需指出的是，张维迎在该文中使出了“不怎么厚道的一招”，即将千百万民众对改革的反思都看作是一种“发泄情绪”，而支持民众对改革反思的学者却是“被大众情绪左右”，对政府来说就更“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怎么能将千千万万的民众对改革呼求、批评、反思都视作为“发泄情绪”呢？实在是有点太藐视中国的老百姓了，因为张的全文由此前提而“演绎”，其结论当然是荒唐的。当然，这种“煞是有趣的争论”是不是一种“争论”？我想，也应该算是一种“争论”，而且是一种不以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争论”。
中国过去对改革的这场“争论”的确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在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新的三座大山”、环境问题等等问题现象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固然并不否认，然而其在对原因的解释上却是“高论频频”，譬如，有个名叫厉以宁的“经济大腕”在怎样解释“两极分化”现象时，他就这样说道：“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说得怪怪的，不过，若这位“经济大腕”的这种属于谬论性质的“高论”真的能成立的话，那么，“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将要永远存在下去，中国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将会一万年也解决不了的。
……
所以，关于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看来是不会停止下来的，而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的的确确需要这种改革的和反思。根据笔者对这场“改革”的“争论”的关注，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这种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结束了一些“经济精英”在过去一度时间内一统“话语权”的现象，尤其是互联网上的“网络语言”的产生，更是打破了我们社会容易发生的、只有一种观点的“话语霸权”现象，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这种让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的、带有“全社会性质”的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补充了或是弥补了“平面媒体”过去有一段时间“惧怕”有地方权力支持的“经济精英”的“有持无恐”推销他们错误的精英理论之缺陷，将“不太民主”变为“比较民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中国社会的民主推到了一个新水平。
这种对改革的争论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能让中国最高层听到来自民间的、“没有经过加工过”的呼求声、呐喊声，为什么十六大以来的高层决策越来越得民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的最高层疾听了广大民众的呼声并将其转化为政策的的结果。
这种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改革的和反思撕破了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假改革”和“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改革”的丑恶嘴脸，使改革向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各项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当今前最为时髦的一种说法，实质上就是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博弈”，其中，当然包括作为“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与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所以，这种在互联网上没有权力过度干预的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弱势群体”的力量。
总之，改革尚未成功之际，这场关于怎样改革、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的争论和反思仍得会、必然会、一定会进行下去。
（二）对国企改革的反思岂能只有两种选择？
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中的对改革的争论和反思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很广，其中对国企改革反思和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
“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方向是
对的，不改革可能比改革造成的流失更多、更严重！”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对国企改革进行反思的一段话，不仅“理直气壮”，真还显示出“主流经济学家”的一种话语霸权长势来。然而，经过仔细分析，其纰漏真还不少，因为对国企改革的反思：岂能只有张卓元先生的“两种选择”？！
依我来看，“不改革可能比改革造成的流失更多、更严重”这句话藐视有理，实在是大而无当。
其一，这句话有没有数据的支持？没有，这只是定性的一种判断，难以以理服人。
其二，如今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不主张对国企进行改革？不能说一个人没有，但是人数肯定是极少中的极少。这是因为自上世纪70年代邓公在中国掀起改革热潮之后至今，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领域、部门进行的全方位、深层次改革，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当今人们所关心、所争论的问题，恐怕早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进行改革？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怎样让“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变成浸透了“科学发展观式的改革”？怎样让改革更加和谐、减少社会冲突？怎样让全社会人民都能共同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所以，依我，“不改革可能比改革造成的流失更多、更严重”这句话是无的放矢的话。
其三，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在《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一文中指出：“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他还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根据奥肯模型计算，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下岗人员越多，失业率越高，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回过头来看，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 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尽管目前下岗高峰已经过去，但下岗失业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损失，即奥肯损失。我们只能在事后才能估计出这些损失，即国企改革的经济成本，这还不包括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这就是说，这句话忽略了国企改革的成本之说，将“5500万”的“下岗工人”及其“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究竟有多大？谁有权将这种损失让社会去承担？张卓元先生对此回避掉了。（《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5年05月26日）
其五，这是当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常用之手段：谁都不能提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谁一提就立即被指责为“不要改革”或“否定改革的成果”，就将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不同意见者”打成“不要改革派”或“否定改革成果派”。不知道是这些人的弱智呢还是想将永故意搞混，在他们的词典里，居然将反思和否定全部等同起来了。张卓元先生的“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不改革可能比改革造成的流失更多、更严重”这段话，就有意无意地给“不同意见者”戴上了这顶“隐形帽子”。
其六，国企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如果只用“自古华山只有一条路”的改革模式，是肯定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在不少地方的国企改革居然变成了只有厉以宁、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一条路”模式，而且是地方权力者用权力硬性推行，只让国企走一条“独木桥”，形成了“一窝风”。订指标、下任务，颁布一道道“限时令”的“卖光金牌”，国企改制变成了全部卖光式的改制……结果呢？当中国的高层试图了解一些地方的国企改制进行如何时，不少地方的中小国有企业改制面已经超过了9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透露的一个资料），这就是说，当人“醒”来一看，国企已经被“卖”得差不多了，中小国有企业的“改革”（即所谓的“改制”）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
其七，一些地方的国企改制模式不对，指导思想（是在张维迎式的“卖光理论”的“指导”下）不对，实施方法不对，方法途径不对，因而使一些地方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成了“腐败分子的最后一顿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晚餐”，使国企改制中的腐败成为当今中国腐败的“重灾区”，成了中纪委和高检反贪局查处腐败中的重中之重。所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卖光理论”的国企改制，变成了一个“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一些地方权力的干预”这样模式的“怪胎”，变成了一个由一些地方权力者实施海归经济学家主张“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的“大实验场”，结果呢？它并不像1978至1985年的农村改革那样，是一场“双赢的改革”。
幸好，张卓元先生也承认了“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客观存在，且相当普遍”的事实，于是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国企改革非得要使国资流失这么严重？这么厉害？是不是只有将国企卖光才是国企改革的惟一模式？我想，这才是张卓元先生应该面对的问题啊！
其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改制是完全漠视广大工人的利益的，是抛弃了公平公正的大旗的，所以才会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在不少地方权力者“实践”了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的“改制思想”，而“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想一想，“主流经济学家”们永远也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有哪一个国家的改制一下子“改”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缺乏基本生活、失去工作权利的“下岗工人”的？这实际是一种“掠夺式的改制”。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怎样产生的？我想，作为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它不是惟一的），与这种极少数人的暴富、大部分下岗工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所谓改制是联在一起的。
幸好，前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实施的以卖光国企为主要模式的改制及其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当局的重视和关注，相关部门（如国资委）已经出台了并正在出台一系列的将国企改制引上正确轨道、保障广大工人权利的政策和文件，但是，这决不是意味着对过去国企改革作一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反思，我也很不同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过去鼓吹的危害极大的以“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以及其它许多似是而非的、搅乱人心的、误导社会的其它“配套理论”：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为什么呢？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因为防止“冰棍融化效应”的国企改革并非只有卖光国企这一种！
这几年来，尽管一些“主流经济精英”贬损对改革的反思，将这场对国企改革的反思简单地进行两极化的归类，甚至将其意识形态化，将“反对改革”的屎盆子往反思者的头上扣过去，有的甚至还声称“广大的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反对者”，但是，以中国互联网为先锋，对改革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改革反思的热浪，矛头直刺“主流经济精英”种种错误理论要害，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改变了社会舆论的重心，有的甚至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动摇了“主流经济精英”们昔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话语权”。
（三）对改革的争论、反思使社会更高举起了公平、公正的大旗
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改革关注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一直主张“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則，但是一到实践之中，就只重视“效率优先”，将“兼
顾公平”弃之一边了。结果呢？公平、公正成为一个大问题，有些改革就成为“问题改革”。成为僑民群众不怎么很滿意的改革。
譬如，就以国企改革来说，要不要改革？肯定要，但是怎么改革却是个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就指出：从1996年至2002年，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5500万人”一下子就被推到了社会上，而这个社会还根本没有作好准备去接受、消化这支庞大的失业队伍，因而连生存和工作的权利都没有了，怎么能算是公平、公正？！
再如，农村要不要改革？当然要改革，但是“农村的圈地运动”这类“改革”却并不是一个“好改革”，2007年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省级协会会长座谈会21日透露，“失地农民人口已经超过四千万人，且以年增三百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容易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估计到2030年中国失地农民将达1.1亿人，其中五千万人以上处于失地又失业的状态，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困境，这将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金融网》2007-8-23）能继续这样的改革吗？显然是不能的。
再如，教育、医疗、房产要不要改革？当然要改革，然而这类改革却使“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居然成了压在广大百姓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能这样改革吗？……所以，改革不能良莠不分、好坏不分、真假不分。
……
众所周知，1978至1985年的农村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改革，是人民非常满意的改革，是政府和农民“双赢”的改革。为什么？因为它是使大多数农民受益，使城乡之间的差距縮小了，使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而上述的改革呢？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人们的不满意度增加了，而在有的改革之中，一些人因为“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便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积聚财富，去抢占利益的最高点，而“有权的腐败分子”和“有钱的不法奸商”利用权力优势和金钱优势所结成的“腐败利益集团”，结果呢？在“利益”的走向上就出了问题，一是出了“食利于民”的“暴富层”，二是出了“与民争利”的“权势群”三是出现了“暴富层”和“权势群”的联盟：“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最大程度地侵吞了改革成果，成为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百姓呢？有的成为“绝对贫困者”，有的则成为“相对贫困者”，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拦路虎。
什么叫“问题改革”？我的定义就是：使较多的百姓利益受损的、忘掉了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改革成果不是让大多数人共享的、容易滋生腐败的改革就可以称之为“问题改革”。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并且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博士说得好：“对于最大多数的群众来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增进就好像是‘小房子’，虽有渐进的改善，但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宫殿”相比。如无改变，长此以往，这种“不舒适”、“不满意”、“受压抑”将直接导致改革与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这就是差距极大的“相对贫困”带来的一种后果，更何况还有相当数量陷于“绝对贫困”的人。
扭曲了的改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使社会的两极分化呈现出相当危险的倾向来。来自2006年10月20日《信息日报》的报道指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我国社会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严重不均，其后果，从经济发展看，影响了消费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社会方面看，不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可能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政治上看，影响公众心理和情绪，可能导致政治动荡。”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网络上进行的对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之争论和反思是围绕着被扭曲了的改革进行的，是围绕着公平、公正的问题而展开的，通过争论和反思，整个社会取得了以下这几个对改革的“共识”：
（1）改革必须进行下去，绝对不能动摇，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下去，100年不动摇；
（2）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健康的改革，必须彻底关注那些“问题改革”和“被扭曲了的改革”，必须较好地解决“问题改革”和“被扭曲了的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3）改革的成果必须让广大人民共享，要切切实实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4）要深化改革就不能仅仅听从西方自由经济学派武装起来的“主流经济精英”独家的；
（5）必须高高举起公平、公正的大旗，让其贯彻改革的始终；
（6）坚决的、彻底的反腐败是保证改革健康进行的基础，而高效率的反腐败也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完成。
胡锦涛同志为什么会有“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样重要的论述呢？这一思想的论述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发生在互联网上关于对改革反思的争论。
（四）“网络民主”在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中发展
什么叫社会问题？当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时，就可以称为“社会问题”的了：（1）造成了对社会或个人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并较大程度影响了社会发展，具有破坏性
；（2）当这种现象完全漠视、破坏、践踏社会既行的秩序和准则，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失调，具有紊乱性：（3）这种现象能长时间地持续，而且社会对它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具有扩展性：（4）社会得动员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对付它，而且是不认真、仅做表面文章化是解决不了的，具有治理的艰难性。应该说，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是没有的，关键是“社会问题”的多少、大小、发展程度，及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方法及其效果；还应该说，从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发展态势中也可看出一个社会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社会问题越多、而且控制不了，执政能力就很难说是高水平的，而且，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改朝换代往往是统治者昏庸、无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问题联在一起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展的。
国民党为什么会跨台？依我看，两大基本社会问题：政权腐败透顶和广大工人和农民没有饭吃，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无法解决的两大社会问题揭杆革命，因而获得了成功。
中国社会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推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若再不改革开放，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危机，使共产党政权重新获得了生机，因而社会发展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当然好，然而有没有社会问题？有没有隐患？存在不存在隐性危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文章中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对所谓的“矛盾凸显期”，他解释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很大，农村贫困人口、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居民还为数不少……”曾庆红同志所说的这个“矛盾凸显期”，依我看，实际上就是“社会问题”的另一种说法，“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我们不必回避它。
当今的社会究竟有多少“社会问题”，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课题组就列出了十个：即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当然，“社会问题”是不是只有这十个？也不一定，丁元竹先生的课题组就“漏掉”了国人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腐败问题”的“犯罪问题”。不管这些“社会问题”有几个，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或是反之，“社会问题”被激化，那么，“盛世危言”就不一定只停留在“危言”水平，就会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政权危机”，譬如，听任腐败现象发展、泛滥，不予以严厉打击，就像邓小平指出的，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可能。
所以，社会越是要发展，就越要重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越是解决得好，社会发展就越是快，若“社会问题”不解决、解决得不好，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发展，它就会隐藏着危机，说不定就会出像前苏联那样的大乱子。
坦率地说，我们的社会有一个不怎么太重视社会问题的毛病。这样的批评社会有没有根据？有以下四条。
第一，从我国社会问题的“突然暴发特点”来看这个“不怎么太重视”。我国的社会问题之呈现有以下这样的特征：总是具有“突然暴发”的特点，平时大家都“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就是已经相当厉害的了，整个社会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譬如，当中国社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期时，中国社会“突然”冒出了个“青少年犯罪”，中央又是发文件，又是全社会动员进行综合治理，一下子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当时的社会还没有作好“迎接”它的“社会准备”。再如“腐败问题”，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使中国的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生产力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当然是大书而特书的好事，然而由于“诸多的原因”，到了本世纪一看，社会腐败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以及诸如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和吏治腐败中的卖官买官问题等等，发展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的社会问题是如此，一些令中国社会感到非常“尴尬”的社会问题亦是如此，如“艾滋村”、“癌症村”等等，突然在一天早晨就“冒”了出来，总感“社会问题”有“乘虚而入”的特点，我们的社会总有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关键就在于平时“不怎么太重视”。
第二，从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来看这个“不怎么太重视”。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总是带有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指令式的、运动式的痕迹比较重。因为社会问题来得“突然”，所以逼使我们的社会不得不作“快速反应”，高层一道道的“红头文件”，各级政府一道道的紧急动员，有关职能部门一道道的“专项运动”……于是，社会的各种“资源”都被调到对付这个“社会问题”的“第一线”中……我们的理论家对此的解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实，依我看，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用“运动的运动”的方式来治理社会问题，效果呢？肯定是“显效”，譬如，公安一一个“专项运动”就抓了╳╳人，解决了╳╳个团伙，不过，依我看，这类不是“运动”的“运动”的方式对“治表”或许有一定的显效，而对“治本”来说就很难说是效果显著了。也许正因为我们的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喜欢“运动式”的，不怎么喜欢“研究式”的，因而整个社会在投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就显得严重不足，在搞“专项运动”时怎么投入都没有关系，然而在平时研究部门要点经费的支持就非常困难，尽管这几年来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量”相比，还显得严重不足。所以，从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习惯方式来看，就有这个“不怎么太重视”的问题。
第三，从我们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治理社会问题来看这个“不怎么太重视”。应该说，我们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治理社会问题还缺乏一宽容、宽和的气氛，比较偏，存在着“一手硬”和“一手软”的问题。譬如，就以研究“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说，对研究总结“黄金发展期”的学者来说，肯定是一点顾虑都是没有的，而且还有怎么说都可以，舆论环境非常宽容；而对研究总结“矛盾凸显期”的学者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尤其是对“原因的分析”总要“慎之又慎”，总是在想自己行文的措词要缓和，要让领导能接受，不能踩雷区，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顾虑实在是多得很哪！为什么？因为舆论环境是比较严厉的。所以，从我们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治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来看，似乎存在着“不怎么太重视”的问题。
说上述三点干什么？就是想说，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指导思想不解决，那么，要不断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是相当困难的。
然而令人可喜的是由于“网络民主”的崛起，由于“网络民主”实际上是当今社会政治层面上改革的一个“小小的、稍稍的步骤”，由于社会对互联网的宽容，由于“网络民主”在“丰富民主形式”（胡锦涛语）的改革中是一个“不大事声张的社会实验”，因而上述所说的问题居然在互联网上都不成了问题，所以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热潮中对改革反思式争论居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某些“被扭曲了的改革”和忽视了社会公平、公正现象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尽管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仍将这种对改革反思式争论定性为对改革的否定，但是，它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的了，它更多的让人们懂得什么叫“左”，懂得为什么“左”是那样的根深蒂固，是啊，自己明明贩卖的是属于右的范畴的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却偏偏要用否定改革这根“左”的棍子去扣在批评他们的学者身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平面纸质媒体与互联网这个新兴的媒体作了某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分工”：平面纸质媒体更多的是侧重于热情歌颂“黄金发展期”中的“黄金发展”，而互联网这个新兴的媒体更多的则是侧重于发现“矛盾凸显期”中的“矛盾凸显”，如今的两者则是处于积极的、良性的互动、互补状态，不过。依我之见，两者更是相融、想合的好，即平面纸质媒体再多一点新兴的媒体的功能，而新兴的媒体再吸收一点平面纸质媒体的功能，也许这样一来，社会的和谐就能更上一层楼。
什么叫“渐进式的民主”？我想这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对改革反思式的争论就是“渐进式的民主”表现之一，其结果呢？改革向更加健康的、科学的、理性的方向发展了。
来源：光明观察
作者：邵道生
日期：2009-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