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农民工选择节后回城打工
- 时间：2009-02-16 11:29
今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
也就在此前的1月中旬，一个叫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的民间组织，派出33名成员和农民工志愿者，对身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调查。
调查历时半个月，涉及北京、江苏、陕西、重庆等15个省市。
调查显示，59.3％的农民工仍旧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愿回归土地；农民工的失业不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明显恶化；农民工的就业格局也正在朝西部、北部城市发展。
调查显示了另一个严峻现实是，各地方政府针对失业农民工的培训，并不被多数农民工认可，培训显得相对低效而空泛。
□本报记者 褚朝新 北京报道
“金融风暴来了，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数字，可是人呢，人在哪里？”李涛有着这样的疑问。
李涛，做过工人、记者、杂志主编、赈灾项目官员。2003年，他创立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公益服务。
今年1月中旬，李涛组织志愿者，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人群展开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仍愿意在外地寻找工作机会，而回乡创业的只是极少数人。
“调查结果，我们将提供给国务院扶贫办和农民工联席办公会议，供他们参考，也将成为我们未来一段时期给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参考。”李涛说。
留守家中挣不到钱
调查发现，59.3％的农民工选择节后回城打工，理由集中在种地不赚钱和不会种地
2008年的12月，刘刚被公司放了“长假”。
刘刚是来自江苏新沂市唐店镇姚湖村的农民工，在苏州新区一个生产硅胶的工厂打工，厂里80％的产品都出口。
“公司只把当地的老员工留下，说春节后有订单再通知我们上班。”2009年春节接受调查的刘刚说，其实工友们心里清楚，这只是公司辞退他们的借口。从2008年10月起，厂里不再加班，不断放假，工资少了很多。
但刘刚并不愿意回村。“在外面打工总能赚到一点钱，比在家里强。在家里没什么事可做。”
调查显示，节后，多数农民工不愿意留在村里生活，其中59.3％的人选择春节后继续回城市打工，13.2％的人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形势，7％的人决定自己在家里找份工作，选择种地的、在家创业的、合伙创业的、学门技术再出去的总计占17.7％。
2月上旬，本报记者持续观察发现，春节前春运期间的返乡客流量，和春节之后进城的客流量，差别并不大，节后回城的火车票依旧不好买。
2月2日，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钟志红介绍，农民工返深圳的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大致持平，略有减少。
调查者分析认为，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还是种地赚不到钱，而成年的农民工对现金的需求量非常高，导致他们不得不外出赚钱。
“这迫使他们去找有现金收入的工作，哪怕收入低一点也愿意去。”李涛说。
“第二代农民工，根本不会种地，对家乡的生活也不适应，他们也肯定要出去。”李涛对河北张北县大艾村19岁的姑娘张红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她当时说，她倒想在家里干点事，可在村里想看书都找不到一本。”
2月9日，针对失业农民工究竟该留在城市还是返回乡村的争论，中国社科院劳动和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政府应疏导、引导，农民工如果愿意回乡的就给他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张车伟判断，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就半年左右，过一段时间新的就业机会就会来了。
向西向北去找工作
有1/3受访农民工表示，将选择到过去不发达城市找工作，其中包括西部北部城市
“珠三角去不了，就往北去。”调查中，一些农民工告诉调查者，他们开始筹谋着往北方去。
43岁的老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装修公司做木工。工资按天数算，上一天班100元，一个月有两千多的收入。
春节，听说内蒙古那边金融危机的影响小，村里几个失业了的村民找到他，希望他能把他们带到内蒙古去。
“那里物价低，房租便宜，一个人住的话，一个月只要五六十元就够了，还包水电费。”2月1日，老王告诉调查员，大家都觉得很划算，合计好了正月十五以后一起去内蒙古。
调查发现，经济危机促使农民工的就业格局更加多元化。李涛说，“如果他们在珠三角、长三角找不到工作，他们会选择本省的新兴城市，甚至西进或者北上。”
调查显示，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明显感觉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在中国的西、北部城市，大多数农民工并未感觉到危机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春节期间，调查者在河北廊坊市香河县安头屯镇安三村了解到，村里大约有500人常年外出打工，多数人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对其打工有什么影响。
“春节回家，没有人主动提出金融危机的话题。不知道金融危机的农民工，主要是在辽宁、青岛、贵州这些地方打工。”2月11日，一名在山东聊城莘县古云镇弓庄村展开调查的协作者介绍说。
“更好的选择完了就是次优的，所以流动格局就更加多元化，农民工不再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那几个大的工业区、工业城市群里面了。”李涛说。
在调查中，有三分之一受访的失业农民工，选择到过去认为不发达的地方找工作。
“下去调查我问他们，今年打算去哪里，有人打算去新疆了。过去大家觉得新疆采棉花的活累、苦，不愿意去，而且那些地方不怎么发达、不繁荣，但现在开始有人选择去新疆，开始往西部走了。”李涛说。
2月12日，中国社科院劳动和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也认为，日益兴起的小城镇、中小城市的建设也可以吸纳农民工就业。这些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可能是一个就业的方向。
贷款难导致创业难？
调查显示，只有6.8％的农民工想回家创业，更多的还是担心难以获得小额贷款
2月1日接受调查的小娜，是河北邢台象牙寨村人。虽然没听说当地有对农民工的支持政策，但她还是想春节后在镇上开个服装店。
“以前老觉得资金不够，自己又不是很懂，现在工作不好找，就想自己干。”小娜说。
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地政府对农民工创业的扶持政策和措施层出不穷。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对返乡农民工申办个体工商户、创办合伙企业、独资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律免收登记类、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农民工创业放宽了出资限额、出资方式、名称及经营场所等登记条件。
2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要求进一步宽松创业和投资环境，完善落实市场准入、场地安排、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免费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补贴等扶持政策。
但在17份已经回收的深度访谈调查中，小娜是惟一一个想创业的受访农民工。而接受问卷调查提前返乡的161人中，只有6.8％的人想回家创业。
调查者分析，目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并不很现实。因为农民工所遭遇的缺本钱而贷款难等问题并不是立即就能解决的。
各地为了扶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小额贷款，事实上也并不是很容易能得到。
调查中，有农民工反映，小额贷款其实还是需要担保或者需要提供各种抵押。而时下农村高利贷、地下贷款非常盛行，就是因为正常的贷款难。
李涛说，对这些不具备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而言，如果是因为找工作难而促使其创业，那么在目前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其面临的创业风险比平时更大。
“一旦创业失败，对于这些失业的农民工无疑是雪上加霜。”李涛说。
“群体性事件可能上升”
调查显示，今年农民工受城市契约文化熏陶，返乡后可能不适应地方农民传统管理模式
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日益加深，媒体、学者开始担心，因失业而滞留城市的农民工会影响城市的稳定。
但调查者分析后认为，这样的担心没有太大必要。
调查显示，大量农民工都表现出一个共性：在城里面找不到工作，通常是在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就马上往别的城市流动，或者选择回到家乡去。他们都不愿意流落街头。
“他们都觉得，如果流落到街头，这事让老乡知道了，传回老家就抬不起头了。”出身农村的李涛认为，在乡村熟人社会，传统伦理约束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
李涛说，城市出现的一些流动人员犯罪，他们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两码事。
“大多数农民工都很老实，你拖欠他一年工资他都在那老老实实，偶尔上个街讨个工钱，大家都觉得这事闹大了。”李涛说。
而且从回收的387份问卷调查看，大多数农民工是青壮年劳动力，初中毕业甚至是高中技校，在乡村社会属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
2月10日，经济学者汪涛在接受采访时说，鉴于政府投入巨大财力应对农民工失业问题，所以该问题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不过，返乡后的农民工可能会与农村传统的治理模式有一些冲突。”李涛说，因为青年农民工受了城市契约文化的熏陶，可能不适应农村传统的管理，金融危机中，可能会在地方局部中造成冲突。
近九成受访民工未参加培训
他们或没有获得相关通知，或觉得培训流于形式；江苏有地方甚至花钱请农民听培训
2008年失业的刘刚春节回江苏姚湖村后，村里曾组织过劳动培训。
“听讲座的村民可以领到二十元钱。去听讲座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很少有打工者去。”刘刚告诉调查者。
调查发现，农民工们对地方组织的培训并不看好。
在161人的回答中，有89％的人由于没有获得相关信息或通知；或尽管了解到有培训的信息，但担心是走形式，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参加培训。
“去年我去一个地方给当地技校老师做培训，当地有关部门的官员告诉我，因为农民工不愿意接受培训，他们为了完成上级的培训指标，不得不编造接受培训的人数。”2月12日，李涛说。
2月13日，新华社也有报道指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低效。
报道称，目前一些县级农村劳动力培训机构设施落后，培训规模小，培训质量低，政府虽然补贴了大量资金，效果却不明显。更有一些不具备必要资质的机构，为了获取政府补助，巧立名目缩减培训内容。
李涛说，如果培训的内容跟实际不相关的话，这比不培训还糟，因为农民工会对培训留下很糟糕的印象，以后组织他培训就很难。
调查者所了解的事实是，大多数技校和职校老师都停留在理论培训上，“大部分老师自己都没有外出务工的经验，缺乏实际务工经验，给在校学生上上课还可以，给农民工上课就不行了，培训缺少针对性，不适用。”
调查还表露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农民工进城后适应城市生活的保障性培训，是更容易被忽略掉的。
目前，为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的综合性培训，因为缺少师资，在基层农村很难开展起来。
李涛说，其实这比职业技术培训还要重要。生产技术三两天能学会，但如何让农民工学会自我保护，如何融入城市文化，则难得多。而且农民工的权益无法保障，整个未来可持续的生产力就被透支掉了，最后还是影响城市发展。
政府可出资招标培训机构
专家建议，社会服务被政府垄断后，便会表现得效率低下，培训工作应让社会力量来完成
2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推出了“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此次针对农民工的培训计划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培训时间长达3至6个月，其中包括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
李涛说，这么大规模的培训投入一定不菲，但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当社会服务被政府垄断时就会变得低效。”
目前对失业农民工的培训任务，农业部分给农业局，劳动部分给劳动局。农业局再分给自己下面办的农校，劳动局再分给自己下面办的技校。
“表面上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但最后未必能有效地把服务传达出去。”李涛说。
李涛认为，政府应该把用于农民工培训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公开招标，谁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就把钱给谁。
2月12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培训工作应该由社会力量来做，让盈利组织来做这件事可能更好。
除了培训，李涛认为政府应该拿出钱帮助失业家庭找岗位。
“在社会服务组织高度发达的环境下，如果大规模的失业影响到家庭的话，社会组织马上就会运转起来，协助这个家庭做个案，帮助他度过心理危机，不要让他家庭关系恶化。”李涛认为。
“现状是，政府应对危机的模式目前是控制和管理型的，不是服务和引导型。”李涛认为，政府应开放服务市场，采取公开采购社会服务的方式，看看谁有方法和技术解决就业问题就把钱投给谁。
显然，这要求社会应重新彻底反思对农民工的定位，不能继续把农民工简单定位为廉价劳动力，应该意识到农民工本身也是这个城市的生活者、消费者。
“所以农民工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人，一个平等的人，这样才能做到以人为本。”李涛说。
来源：新京报
2009-02-16